“容颜”的背后，时代的变迁

拿破仑越过圣贝尔纳山（1805） 雅克-路易·大卫工作室 作

在东西方艺术发展史中，人物画向来是绘画艺术里的重要类别。尤其在西方，无论是古典时期抑或进入到现代主义，人物画总会通过创作主题、表现手法、画面细节等要素，透露出描绘对象、创作者以及委托人的时代背景、身份地位、个性特征、心理活动等重要信息。因此观看一幅人物画作品，实则是打开了一扇了解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大门。

【资料图】

目前正在国家大剧院展出的“时代的容颜——东京富士美术馆藏西方人物绘画精品展”囊括了从文艺复兴至现代主义以来、横跨西方艺术500年的52位艺术家，如委罗内塞、安东尼·凡·戴克、弗朗索瓦·布歇、雅克-路易·大卫、安格尔、雷诺兹、庚斯博罗、米勒、柯罗、玛格丽特、安迪·沃霍尔等一众名家大师创作的56件真迹，这些作品涵盖了神话、宗教、历史、风俗等多种主题，通过“人神之境”“赫赫声名”“别样人间”“所谓伊人”“一梦浮生”五个部分徐徐展开了一幅书写西方人物绘画简史的长卷。

人文精神下的世俗转变

自700多年前，意大利人乔托在二维画面中有意识地构建带有透视感的三维空间起，一缕人文主义的光芒便刺破了中世纪千年来以“神性”为主的桎梏，使“人”成为世界的主宰。此后，随着文艺复兴的蓬勃发展，人文主义浪潮从佛罗伦萨不断涌向欧洲各角落，其中，兴起于16世纪的威尼斯画派因其发达的海上贸易带来的经济繁荣，为艺术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社会与文化背景。在威尼斯文艺复兴画家的笔下，即便是表现神话传说与宗教题材，也是披着这些题材的外衣描绘威尼斯人的世俗生活，呈现出强烈的入世感。本次展览展出了“威尼斯画派三杰”之一的委罗内塞和其工作室共同创作的《男孩与仆从》，通过对人物衣着、神情和场景氛围的营造，精心刻画出威尼斯贵族的日常生活，带有浓厚的人文精神。

在与鲁本斯齐名的巴洛克时期画家西奥多·范·图尔登创作的《赫拉克勒斯和翁法勒》中，我们也会看到神话中的大力神赫拉克勒斯褪去了神的光环，被描绘成一个有血有肉、充满情感的中年男子。诸如此类的神话和宗教主题在文艺复兴以后的画家笔下获得“人”的力量，从此，人与神的界限变得模糊，神灵也拥有了现世的意义。

凝固画布中的绝代风华

在摄影术没有出现的年代，王公贵族与英雄人物通过画家绘制的肖像得以留存形象，肖像画不仅体现出被描绘对象的身份与权力，也承载了记录他们丰功伟绩的重要使命。

作为十七世纪重要的肖像画家之一，身为鲁本斯助理兼弟子、来自弗兰德斯的肖像画家凡·戴克在西方绘画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尤其是他为英国国王查理一世效力的那些年，通过松弛且自然美化的创作手法为查理一世创作出多幅肖像作品。凡·戴克不仅改变了英国肖像画过往的僵化传统，还为后世树立了为皇室画像的重要范本，而这种风格也为英国肖像发展带来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影响。本次展出他为威廉三世祖母——阿玛丽亚·冯·索尔穆斯-布劳恩菲尔斯创作的肖像作品中，能够看到画家用特制的“凡·戴克棕”铺陈了整幅画面，典雅的设色衬托出画中女士的高贵与优雅，衣领和袖口处手工蕾丝的精致和华贵的珠宝也彰显出模特身份的尊贵。阿玛丽亚手中握着代表幸福美满的“桃金娘”花，成为暗喻她以贤良与智慧治国理家的重要道具。

此次展览的另一重磅展品是由新古典主义画家雅克-路易·大卫工作室绘制的《拿破仑越过圣贝尔纳山》。关于这一历史事件，不同画家曾创作了不同版本，雅克-路易·大卫也创作了五个版本，但拿破仑本人最为满意的就是这幅他威风凛凛骑在马上、红色斗篷随风飞扬的形象。这件作品不仅体现出新古典主义对古代希腊、罗马艺术的回归与借鉴，更成为彼时为英雄人物造像的典范。

倾泻笔端的世间百态

随着18世纪启蒙运动的兴起，欧洲迎来了继文艺复兴之后又一次时代的觉醒。知识分子与艺术家们开启了一种独立于宗教或神话的、带有批判性的思考方式，画家们也将目光转向对古代世界、文学作品以及对日常生活的观察。在此后18、19世纪的人物画发展中，不仅有服务于皇室贵族、满足上流社会轻松享乐需求的洛可可风格，也有如巴比松画派米勒、柯罗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描绘。

作为法国皇家首席画师、洛可可艺术的领军画家之一，弗朗索瓦·布歇在路易十五执政时期的艺术界具有举足轻重的话语权，他以轻快、细腻和精致的绘画形式，展示了贵族们纵情享乐的奢侈生活。展览中布歇创作的《田园乐章》和《乡村的乐趣》是典型的“雅宴画”，这种“雅宴”主题由同为洛可可风格的法国画家让-安托万·华托创造，被布歇等同时期画家继承，表现了上流社会男女在田园中恋爱嬉戏的场景，传递出人在自然中的闲适与和谐。

然而当艺术家受启蒙运动影响开始以批判性眼光看待社会时，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开始参与到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与揭露，并通过赞美自然和讴歌劳动者形象的方式唤起大众的良知。巴比松画派代表画家米勒的一生几乎都与农村和土地纠缠在一起，他正是因为见识到城市中产阶级的傲慢与奢靡，才激发起对农民和真实生活相亲近的渴望。《拾穗者》这类农民题材作品表现出米勒的无限才华，也在朴实凝练的艺术语言中浓缩了他对于生活本质的理解和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

伊人容貌里的世事变迁

在古往今来的文学艺术作品中，女性都是被描摹的主要对象。自文艺复兴以来，女性肖像画大多是皇室贵族委托创作的作品，直至18世纪末期，越来越多的平民女性形象进入到世俗化的绘画场景中，虽然女性肖像作品仍然以男性艺术家视角作为主导，但除了典雅端庄的传统形象外，具有个性特点和自主意识的女性形象也开始凸显。在亨利·穆拉德《一位衣着时髦的女士肖像》中，我们可以看到新古典主义时期最为流行的女性装束和感受到彼时女性的气质；约翰·辛格·萨金特笔下的《哈罗德·威尔逊夫人肖像》则更是体现出，画家在对创作女性肖像形式探求过程中所蕴含的现代意义及解放意义。

进入19世纪末20世纪初，各种先锋艺术运动纷纷涌现，艺术语言的边界也在一次次“反叛与革新”中不断被拓宽。在人物画创作领域，人物形象变得越发偏离写实，甚至超越了现实。艺术家的创作也不再以构建人物形象为主要目的，而是通过或充满隐喻、或梦幻神秘等多元表达方式抒发着自我的思考与感受，也探索着艺术创作的新形式。超现实主义画家马克·夏加尔的《马戏》给观众营造出原始而瑰丽的奇异童话；波普艺术家安迪·沃霍尔的创作更是突破了艺术与生活的边界，从此，艺术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而是真正走进了人民大众的生活。

纵观这场跨越五个世纪以来的西方人物画大展，我们会发现，人物绘画从不止于“容颜”，那些凝固于画布的人物形象，恰恰留下了时代变迁的痕迹。

（作者系国家大剧院策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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